另外，在美国登记注册公司没有大名称的限制。

现代银行通常以省为单位，设立一台银行服务器作为核心，全省营业网点的窗口电脑和自动柜员机都是终端，终端与服务器相联接组成现代银行的二元化结构。从这个时候起，双方的取款交易是公开的，毫无秘密性可言。

柜员机收到指令后等于打开了第二个开关，启动了付款机构，可是付款数额又取决于第一个开关，结果银行本意是支付1元或2元的，实际支付的金额却是1000元或2000元，发生给付错误。可是自动柜员机程序升级时因疏忽而留下程序瑕疵，在自动柜员机向银行服务器传递取款请求的过程中，许霆取款1000元或2000元的请求，因程序瑕疵的存在而发生变化，变为许霆取款1元或2元的请求，与实际相比发生了减值，报送到银行服务器。这样一来，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存款，也可能满足取款的第二个条件——不等式成立，从而取出超过实际存款余额的钱来。二是账户余额与请求取款数额的差值是否不小于1。何鹏、许霆的取款行为，与陈兴良、张明楷的取款行为一样，银行在判断取款条件是否成立时（大脑思维），并没有错误，同样满足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体现了银行意志。

许霆案中，银行服务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取款1元或2元，意味着银行同意付款1元或2元给许霆，向自动柜员机发出付款的指令。如果密码不正确，则会被银行电脑系统拒之门外，要求重新输入密码众所周知，在沈阳刘涌案中，十余位刑法专家向法院出具了旨在把刘涌从死刑边缘拉回来的《专家意见论证书》。

法官作为普通人或许像我们一样对刚刚三十出头的女青年判处死刑充满恻隐之心,但在法庭上以法官的身份判决本案时,他首先想到的不应是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只能是法律规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法官求全责备、批判挞伐呢？相反，我们不但不应一味地指责法官，还应该坚决地维护和尊重法官这种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判决。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民主宪政尚处于襁褓之中，法官解释宪法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宪法始终游离于法庭之外。为了实现法治之梦，为了不让明天的你我成为下一个吴英，就应该从维护法官权威和服从司法裁判做起，惟有民众由衷服从和尊重的司法才能托起法治的明天。

社会公众完全可以考虑案件的道德处境而宽恕被告,但法官恰恰不能这样做。在成熟的宪政国家，面对丧失道德伦理要求的恶法法官不会手足无措，而有可能使出宪法审查的杀手锏，宣告此等恶法因违反宪法所保护的公共道德法则而无效。

他必须忠实地依据法律的规定判处被告某种法定刑罚。但依愚见，一些法律人尤其是无法学训练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吴英案的诸多评判意见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值得吾人警惕,文化学者易中天的法官积德论堪称其典型代表。立法和道德不可分离，任何良好的法律都内涵着大众所认可和信仰的道德法则，而背离公众的道德信条则是所有恶法的共同特征。法官回避制度，决定了裁判法官与吴英及其他涉案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爱恨情仇。

但我国刑法却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罪等数个罪名来规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的另例和异数。是故，直面吴英的悲剧，请求法官刀下留人、呼吁法官积德，在时间上错了--理应在判决作出之前以书面形式有理有据地这么吁请，在对象上亦错了--应该向国家主席呼吁特赦或进立法机关去提议废止这种排斥人权和人道的恶法。一切不尊重司法的公共舆论都是理性匮乏、理智浅薄的廉价煽情，它只会导致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舆论审判。针对吴英案的死刑判决，易中天在其新浪博客上公开呼吁刀下留人，他说：我不懂金融，也不懂法律，对吴英案更知之甚少。

不管吴英的法庭命运如何，我们都应理性地看待、冷静地接受，而不是相反地戴着有色眼镜去质疑法官，或试图用道德话语去说服法官改判。毫无疑问,如果舆论真的可以审判，那吴英现在不是在继续集资，就是走在继续集资的路上。

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当法律与道德相冲突时,法官的角色只能是守护法律。

既然是另例和异数，那当然就难免与普世性的道德法则磕磕碰碰甚至格格不入。而在第176条、第192条和第199条之间何去何从，这属于法官的职权及自由裁量范围。其实，在法官的裁判过程中，所有人都有合法正当的途径去向法官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影响法官、以拯救吴英。但如果适用第199条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它意味着吴英面临死刑的致命判决。在其他国家，对于民间金融秩序多以侵权法、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规制，用刑法来规制的属于鲜见之少数。无论如何法官都无权在司法裁判中塞进其个人或他人的道德私货，更遑论为了所谓的积德而舍弃法律。

在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刑法第192条（集资诈骗罪）及第199条（集资诈骗罪的加重处罚条款）之间，到底适用哪条来判决才是此案之关键。吴英案就是立法不正司法歪的典型。

但我知道两点：一，经济犯罪不判死刑，已经成为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司法判决背叛道德法则其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于司法本身,而在于立法。

法官的职责是守护法律尊严而非捍卫道德价值。吴英的悲剧与其说是司法问题毋宁说是立法问题。

二，本案事实部分不清……请最高院的法官大人刀下留人，最好能够重审。纵然离开法庭之后法官毅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去请求国家元首赦免被告，但在法庭上他还是必须亲手处以被告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因为这不是法官的错，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判决系作为上梁的立法不正所致，而非身为下梁的司法自身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违反宪法不予追究。当立法不正即所立之法为恶法，那司法必然不正即判决结果一定是荒谬的或显然与大众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

吴英被逮捕是在2007年3月，一审判决在2009年12月，时隔两年又8个月。酿成吴英悲剧的是人民大会堂而不是法庭，要避免吴英式悲剧在我国的重演，我们要走向的不是法庭而是人民大会堂，我们要呼喊的对象不是法官而是身为立法者的人大代表，是他们而不是法官制定了与人权为敌、跟自由有仇的刑法第199条。

所以，面对诸如刑法第199条这种恶法，法官惟能喟然长叹--宪法审查这种除恶存良之武器我国法官又何尝不想呢--恶法亦法。而道德取代法律成为裁判案件的基本准则之时，必将是民主法治沦陷和伪道德肆虐泛滥之日。

吴英案一边倒的巨大民意舆论其来有自，与大多数法律人和其他教育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鼎力推动息息相关。不管法官最后的选择如何，我们都只能保持理性克制、服从并尊重。

但法治国家禁止舆论审判，所以吴英不但不可能继续集资，而且只能呆在看守所等待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而一个盛行舆论审判的民族是不配亦不可能真正走向法治的。没有这些人的有意识的合力参与，吴英是生是死不可能如此扣人心弦。如果以第176条治罪那结果就没有震憾性，因为最高也只判处十年徒刑。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当属告别人治、实现法治民众对司法裁判的服从程度决定了司法权威之高下，司法权威之高下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

法官回避制度，决定了裁判法官与吴英及其他涉案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爱恨情仇。毫无疑问,如果舆论真的可以审判，那吴英现在不是在继续集资，就是走在继续集资的路上。

吴英被逮捕是在2007年3月，一审判决在2009年12月，时隔两年又8个月。纵然离开法庭之后法官毅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去请求国家元首赦免被告，但在法庭上他还是必须亲手处以被告法律所规定的刑罚。